公元581年，北周的静帝让位给杨坚，杨坚登基为隋文帝，北周就此覆灭。清朝学者赵翼曾说过“古之得天下易，未有如隋文帝者”，这句话用在北周的兴衰上，颇有道理。三年前，北周在武帝宇文邕的带领下，击败北齐、统一北方，一度达到政治与军事的巅峰；却在短短岁月后土崩瓦解。究竟为什么会如此？原因并不简单地落在某个人的错误上，而是一整套制度与力量格局的变化。
北周真正的奠基人，是宇文泰。虽然他在世时并未称帝，但他把西魏打造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实体，以关中为核心，逐步抵御高欢的进攻，并借助南北朝乱世的机会，扩张领土、完善制度。可以说，西魏的兴盛本就是宇文泰打造的家庭功绩。北周在名义上仅是换了个国号，但其兴衰的根源，已经埋在了这套制度之中。
展开剩余76%从实力对比看，北周起初并不如北齐强。宇文泰刚掌权时，基本盘主要在关中，河北和中原多被高欢所控制。北周之所以能抵挡住高欢、并且日后由他的后代一度并吞北齐、统一北方，关键在于两大制度改革：一是“胡汉融合”，二是“府兵制”的建立与运用。
一方面，通过大量任用汉人武将、并进行婚姻联姻，北周实现了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人才和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，形成了“关陇集团”——也就是以关中、陕北一带为核心的一支强大政治军事力量，其核心称为八柱国、十二大将军。这一集团里，许多历史名臣和将领，都是后来高层动向的决定性人物。八柱国中最突出的是宇文泰本人；历史上后来的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的祖父李虎、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、以及北周、隋、唐之间多位要人，都是这一集团成员。换句话说，关中一带的汉人权力在北周初期逐步走到了政治前台，成为国家最高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另一方面，北周还实行了府兵制。具体来说，农民之中挑选一部分人成为军户，作为兵役的主体，这些人并不需要缴纳税赋来养兵，而是以军役来换取养家之本。这一制度让底层军事力量同样依赖汉人，也使得军政权力的重心逐渐向汉人群体倾斜。借助这两条路径，胡汉之间的融合被极大推动，北周在动员效率上往往优于仍以鲜卑贵族为核心的北齐。
更重要的是，宇文泰为了安抚、借力鲜卑各方，推动政权向汉化方向发展，逐步以周礼为政府治理的原则来改造制度，因此北周建立的国家色彩已经带有浓厚的汉化特征。其子孙建立的国家以“周”为名，政府治理的依据也多取自周礼。这是一种表面的民族融合与实际的政权同化并行的现象。
然而，胡汉之别毕竟始终存在。宇文家族是鲜卑人出身，在多数势力眼中，仍然带着外族的色彩。对汉人而言，当国家需要强大时，就会借助外来力量来保文明与政权；而一旦自身力量足够强大，推动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政权，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目标。历史上多次的兴衰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：等到北周的权力格局逐渐扎根、汉化程度深化之后，原本的鲜卑贵族与汉人之间的权力博弈，必然进入新的阶段。
杨坚夺取大权、建立隋朝，正是这场权力转移的结果。事实上，杨坚的崛起得到关陇集团的强力支持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方胡汉力量对比的转变。关陇集团的利益与前线的稳定密切相关，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强、更统一的北方政权来推动经济与军事力量的集中，而这正是隋文帝所擅长实现的。
至于北周末代的君主宇文赟，他确实有些荒唐、好色，且对功臣有时过于严厉，甚至以杀戮来处置异己，个人品行的确有问题。但把北周的覆灭归结为他一个人的昏乱，未免有失公允。核心的问题在于北周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：汉人势力日益主导朝政，胡汉融合带来的动员能力虽然强，但也让政权的依赖性逐步转向外部势力和内部的强大汉人集团。一旦内部权力格局达到新的稳定点，外部的势力就会以更大能量推动政权的替换。
结论是，这场兴衰并非偶然。北周的覆灭，真正的根源在于：胡汉融合不断深化，关陇集团在朝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，汉人力量成为政权的核心支撑；而统治者在这种结构下若无法维持有效的权力平衡与改革，就会被内外力量所撬动，最终走向崩解。杨坚能够崛起并建立隋朝，正是利用了这一轮权力重组的机会，赢得关陇集团的支持，完成北方的统一，并以新的政权名义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尝试。因此，北周的灭亡，更多地是制度与力量格局的转变所致，而不是单纯的某位君主的失德所能解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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